湖南临湘副市长调任高校后推能力证替代学历证
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这已经是几十年来中国教育制度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但是这种争议始终停留在“舌战”阶段，直到不久前，在湖南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一所不算出名的学校，有人开始尝试给毕业生颁发“本科能力毕业证”和“本科能力学位证”，试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一争议寻求一个答案。 这个人，就是曾经的临湘市副市长，自诩“官场中韩寒”的姜宗福。 用“能力证”替代学历证，让社会上更多的用人单位认可“能力证”，让专科生拥有“叫板”本科生的“能力”……这些想法是如何出炉的呢？它们能否顺利实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姜宗福。 本版撰文/记者 李解 新制度流程评选采取一票否决制 再过一个月，位于湖南岳阳市的“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校园里或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景，已经于2010年毕业离校的经管系的学生们将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然后经过一系列考核重新领到两个特殊的证书——“本科能力毕业证书”和“本科能力学位证书”。 想出颁发“能力证书”点子的人，正是去年从临湘市副市长位置上平调到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官场另类”姜宗福。 据姜宗福介绍，能够获得“能力证书”的学生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经管系自己主动考核的，另一种则是学生主动填表申请。“因为是专科生嘛，三年之后就毕业了，在学生毕业时我们会根据学生的成绩排名，对前30名的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考核与调查。”据姜宗福介绍，考核与调查主要是以老师们的暗中查访和学生所在单位的调查为主，“我们的老师负责暗访，用人单位则给我们填写考察表，我们将综合这两方面的成绩，然后与学生在校三年间的表现相挂钩，提交评委会审议。” 而“评委会”则是由7名评委组成，对于提交的资料进行详细的核查，然后一起进行考评：“而且我们的评委会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度，如果说7位评委中有6人认为这个学生可以得到能力证，而有1人反对，那么这个学生就失去了获得能力证的资格。” 对此姜宗福表示：“我要求获得能力证的学生，必须是绝对完美的。只有严格的评选，才能让这个证书获得社会认可。”在姜宗福看来，这种方式可以尽可能选出优秀人才。 新制度源起让高职生拥有“本科能力”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下半年，姜宗福就开始尝试着给学生们颁发“能力证书”。 当时作为该学院经管系主任的他，上任伊始便遭遇了“招生困局”，“2008年的时候因为升学高峰，系里招收了310多人，到了2009年，则招收了280多人，去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可以说我们招生人数逐年下降。”在姜宗福看来，造成高职生源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科学历比专科学历硬气，在招聘会上，手持本科学历的学生要比专科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这很不公平，”姜宗福告诉记者，与本科生相比，专科生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技术，也就是动手能力：“因为高职一般都是学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是比较专业的，而且都会进入企业实习，他们的动手能力要比本科生强得多。”正因如此，姜宗福才大胆提出给学生颁发“能力证”的构想。 ■编辑快评 无力抗衡，但要有力叫板 标题中提到了“叫板”。显然，又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本色出演，又一个以若凌强的姿态出现。 姜宗福用“本科能力证书”的标签替换“本科学历证书”，按现行方式解读无非两种：一是嘲讽现行教育人才输出体制；二是带有悲喜剧两重色彩的自戕，以类似于“抽风”的举动向社会邀宠。 其实，即便如姜宗福般的观点独到，其“改制思路”是不是切合现实逻辑，真不好说。毕竟，把学位证书换成“能力证书”可能是个好卖点，但解决的是肌肤之患。现行学位评价方式惯性很大，不可一日冲决。 问题的核心在于，高职院校招生难已经迫在眉睫。出于某种崇拜，许多分数达线考生“宁可复读一年再冲本科”。这一问题怎么破解？招式倒是也有，但更多见的是降分录取，这样的学校不光学生觉得不入流、企业更看不上眼，自掉身价自然后患无穷。相比于这样的拙劣应对，“能力毕业证”算是清高了不少。所以，高职院校到了动脑筋想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的时候了。 以前，陶行知搞乡村教育试点同样属于被讥笑对象。在精英教育的思想窠臼仍未脱卸，大众教育意识不够普及的今天，那时受到冷嘲热讽是多么自然的事情。相对彼时，姜宗福还不算绝望。然而，在体制因素被过多归咎的现下，沉默而沉沦者众，暴发而“叫板”者少。如果这种“叫板”是稀有品，我们更应真心呵护。 所以，姜宗福的渺小，需要庄重对待。姜宗福的标榜，需要给力捧场。 肖明君 姜宗福其人： 姜宗福，1969年生，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主管旅游，在此期间，他凭借一连串的成功策划在旅游界人人皆晓。2010年1月至4月曾2次在网上实名炮轰张艺谋，提出景区建设应因地制宜的合理建议。他曾炮轰高房价，认为房价大幅上涨，受利益驱动的经济学家难辞其咎。姜宗福向来文字锋利，在《当代中国城市园林批判》中，他拿清华大学某权威教授开刀，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姜宗福还通过纪实文学《我的官样年华》，全景描写了鲜为人知的官场潜规则。2010年5月初，姜宗福平级转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 ■ 改制内幕 学校并不知情 已做好辞职打算 当姜宗福在系里的会议上向同事们提出自己的“能力证”设想时，得到了很多教师的支持。不少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衡量一个高职学生是否有本科能力，是需要一套标准的。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能够成功并且顺利推广下去，就很了不得啊。”因此姜宗福和系里的几个骨干老师反复探讨“评选制度”，尽可能细化评选标准，让评选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虽然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支持，但是曾经在官场上“混”过的姜宗福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系列的想法，是否能够顺利的开展下来，也不知道尚未破壳而出的能力证，是将会迎来一纸禁令还是认可之声。 但姜宗福还是选择了继续干下去，在他看来，有时候“改革”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此他暂时不打算将颁发能力证一事向上级报告，“不想得罪了教育部门，给领导添麻烦，而且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这件事(指颁发能力证一事)到最后会给学校带来太多的负面新闻，那我就选择引咎辞职，但这个制度我们要继续下去，还要推广，让更多人去认可它。” ■ 对话 不去门槛 能力证难获认可 毫无疑问，姜宗福大胆的设想确实很有创新性，但如果真想推广“能力证”，并且要让社会认可这一制度，则需要很多配套的环节。在采访过程中，姜宗福一一解答了记者对该制度的种种疑问。 “高职不是学历贩卖机” 山东商报：姜主任，您当初有这个能力证的想法，似乎是因为不满高职教育的现状？ 姜宗福：是的。这几年高职学院里有很大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大家似乎觉得高职就是一个文凭贩卖机器，很多高职学校，尤其是私立民办的，往往会找一些生源贩子，然后买过来一批学生收费，而不少学生也是抱着买文凭的想法进入学院，这就很成问题了。必定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才的，而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培养，还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要让学生掌握技能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能力，这个能力既包括生活中的沟通能力，也包括在工作中的创新能力。比如说德国，德国的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产业工人是出了名的。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还差得远呢！ “能力证”需要配套改革 山东商报：您的“能力证”的评选确实很严格，但是有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您离开这里了，它能否还会如此严格？或者说一旦国家认可并采纳了您的这种方式，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只要我交钱了，就可以拿到这个“能力证”。 姜宗福：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认为推广能力证，是需要教育部做配套改革的。比如说取消高职的门槛，不要给报考高职的学生设立那么多条条框框，再比如说把中职、高职、自考、电大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但是一定要取消门槛。 山东商报：为什么呢？ 姜宗福：只有取消了门槛，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一来能力证的含金量，就要靠市场来决定。比如说北大清华，如果他们也采取只要交钱就一定让你拿到北大清华的毕业证，那么你觉得用人单位还会觉得他们的毕业生有含金量吗？所以说如果能够开放高职的门槛，那么我不担心能力证无法推广。如果你滥发能力证，那么最后只能砸掉你自己的牌子，那是自杀。 “做梦都想投奔朱清时” 山东商报：您的这次改革还是很大胆的，这让我想起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甚至有网友觉得，您这是高职版的“南方科技大教改”。 姜宗福：其实我很崇拜朱清时，说真的，我这辈子最崇拜三个人，一个是陈寅恪，他教会我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一个是季羡林先生，他说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还有一个就是朱清时，他交给我要怎么样义无反顾的改革。有时候我做梦都想投奔他。 山东商报：那您觉得这次创新的成功几率如何？ 姜宗福：很难说，不过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尽量细化标准，尽量推广它，让社会能够认可，如果社会不认可这种证书，那么它毫无意义。虽然现在教育部对这件事儿没有什么明确规定，但是如果我们能做成了，或许会引发一次新的教育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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