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负太多的希望，倾尽所有的努力，哪个怀揣音乐梦想的琴童不曾经历这苦与乐交织的奋斗史。
然而，结束引以为傲的艺术院校的求学生涯，今天，就业的尴尬却越来越多现实地摆在那些在惨烈竞争中胜出的少数“幸运儿”们的面前：专业艺术团体需求有限，干专业变得愈加困难。
在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之间，大批艺术院校毕业生又该何去何从？
“艺术教育，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不同门类、不同层次的院校必须选择各自不同的办学方向。”在近日由柏斯音乐基金会主办的“香港及国内音乐学院合作及毕业生前景”论坛上，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刘辉发出这样的警示。
从百里挑一到供给过剩
学音乐的孩子大都深知这样的道理——选择音乐，就注定选择了一条与常人不同的成长之路。而对这一点，他们的家长似乎理解得更为深刻，因为，一旦决定，就意味着时间、精力、金钱上的全力付出，从此不容退缩。
从找老师，到学琴、练琴，再到参赛、考学、再参赛，漫漫音乐路上，成功的路径似乎总是这样：考入音乐院校，参加国内外各类大赛，出国深造或进入国内音乐院团。当然，每个人或许都会梦想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级音乐大师，不过，郎朗毕竟只有一个，能够当一名演奏家也不错了。
然而，形势在近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让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吴祖强都感觉“意料不到”。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原本全国只有9所高等音乐专业院校，忽然增加到二三百所；因为自费生的诱惑，有的音乐学院甚至一次招生上万人以上”,吴祖强把短时期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归结为一些综合大学及师范大学的音乐系纷纷独立建院，而令人忧虑的是，“扩大招生没有能够事先认真、慎重地考虑师资的力量和必须的教学条件是否具备”。吴祖强感叹:“多年之后评价现状，也许可以认为这一局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音乐人才的培养进程，但质量的提高就不能一概而论了。”
就业难题随之而来，吴祖强说，据我们了解，现在音乐院校毕业生去专业音乐院校、院团求职十分不容易，但各地中小学以至大学的音乐教师却相当缺乏，许多毕业生宁愿留在大城市待业或者进入自由职业的行列，也不愿意到中小学当音乐教师。为此，吴祖强疾呼:“我以为目前最急迫需要研讨并解决的问题是内地音乐院校的办学方针和毕业生就业的前景规划。同时，必须有强有力的政策吸引音乐院校毕业生到各地就业，这也是国家提高社会音乐文化水平的关键所在。”
吴祖强的隐忧得到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西洋音乐学系主任彭圣锦的响应。担任这一职务22年，彭圣锦说他在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经历了台湾音乐教育“从起步到盛行，再到现在的衰落的过程”。而现在，他希望这段经历可以帮助内地音乐教育工作者找到避免重蹈覆辙的路径。
“从1965年到1970年，台湾的音乐一直比较盛行，所有音乐系的毕业生都有教不完的学生。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音乐教育的瓶颈开始慢慢出现。可是，到了1990年，台湾教育部门一口气在十所师范学院开设了音乐系，每个系招收30-40名学生。原本是在600名学生中录取140名左右，现在突然要从600名学生中录取近500名，学生的整体素质一下就降下去了。”
彭圣锦说，2004年他们做过一个调查，其中毕业生的就业率是一个重要指标。结果，音乐系的毕业生要么出国，要么作兼职，就业的困境逐渐显现出来。
专业训练与因材施教
一方面是急剧膨胀的音乐院校在校生，而另一方面，音乐院校千校一面的培养模式与定位似乎日益加剧了这“突如其来”的困境。
“长久以来，我们的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就业’。而且，由于音乐专业的学习时间漫长、学费昂贵、投入巨大，使得音乐院校毕业生在就业方面的期望值高，希望获得回报的欲望强。”对此，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认为这实属正常，“但同时，由于社会需要的多样化，加上音乐院校毕业生的实际专业能力与主观就业期望完全一致的工作岗位并不是很多，这就造成了音乐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的现实”。
彭志敏从评价毕业生就业的“三率”问题进一步展开分析。“第一是首次就业率；第二是就业的对口率；第三是对口的成功率”。彭志敏说，要做到毕业生首次就业率和就业对口率高，学校方面就必须要考虑大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具有的能力，是否能够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和日益多样化的用人需求。客观来说，内地音乐院校为学生提供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培养，与社会的多样化需要相比，尚有一定距离。
彭志敏直言，无论是人才培养目标还是教学内容设计，内地音乐院校都比较多的考虑专业化问题，看重学生的成绩或者专业比赛的结果，而较少考虑社会需求和学生毕业后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实际能力,“从根本上说，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和发展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教学内容改革和人才培养问题的重新定位，也就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让一个唱高音的人唱低音，让不适合音乐表演专业的往音乐表演方向培养，不是选手型的人才却作为选手去训练，将来的就业当然会困难。”彭志敏强调了因材施教。他同时认为，因材施教还要考虑现实需要，“学生是花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用了家庭很多的积蓄，想练就一身本领。作为教育者，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如何让毕业生满足岗位的需要，这是学校的责任。就像做产品，发现不适合市场需要，就要转产，否则东西越积越多，日复一日就越亏越多。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一定要大学去考虑”。
为现实培养音乐人才
音乐是什么？当音乐越来越无所不在时，音乐教育的真谛是什么？
香港演艺艺术学院院长汤柏森的一席话为我们展开了更为宽阔的视野：“现在的毕业生，可以在独奏、乐团、音乐教育、音乐出版，还有跟音乐有关的生意等多方面发展。好的教育是他们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教育得更好，让他们的才能终生受用。”
彭志敏也提到，学校要对学生的就业和发展的未来着想，就必须要思考教学内容的科学设计和必要的改革，要把那些有助于终生发展的内容教授给学生。
“用人单位总会选择质量好的学生，但什么样的学生是有质量的？”彭志敏认为，就社会的多样化来看，教学质量的标准不能是单一和自我的，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是多样的、适应性强的和有特色的。他说，音乐艺术是一种敏感的艺术，从历史上看，即便是像拉格马丁诺夫这样敏感的、内向的作曲家，也在1915年创作了像《春潮》这样的歌曲，来预感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如果我们所培养的学生不关心社会，不参与社会，也不能很好的融入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社会，也就不能够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实际上，这就根本违背了艺术的最高准则——共享。
沈阳音乐学院院长刘辉认为，中国的艺术教育已经出现了分层、分类、分流的现象。“有的音乐院校把办学定位、办学理念放在培养高、精、尖的优秀的音乐家队伍上，有的音乐院校把培养专门化社会普及人才作为办学目标，有的学校以培养专门化的人才与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音乐文化艺术的人才为目标。”刘辉说，各个院校，最重要的是解决分工不同，责任明确的问题。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拿出具体的政策和规定。这样就能把教学的责任、目的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划分得更清楚。
刘辉说，在欧美一些大学，音乐学院70%到80%的精力是对全校各个专业学生进行艺术教育。“我去看他们的声乐课，发现多数学生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而是海洋生物系的，计算机系的，地质勘探专业的，他们必须拿到足够的艺术学分才能毕业。音乐系老师70%的工作量是负责这些学生的课程。而在美国的幼儿园，让我大为吃惊的是，音乐课是大学讲师以上级别的老师开设的。他们的音乐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一以贯之。所以，我认为中国贯彻全民族音乐教育一定要从普通的音乐教育开始。这样不但对专业音乐水平的提升意义非凡，还会对全民族、全社会音乐文化的普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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