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庭的经历,反映了贫困地区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间的巨大落差。 今年7月,商南县贫困考生朱宏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一所大学。可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却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来到西安复读。他父亲李发胜考虑到财务管理专业就业面太窄,再三斟酌后,决定让他复读,以便来年考个名牌大学或者更好的专业。 历经三年艰辛盖起三层小楼 农历八月上旬,商南县党马乡索峪河村朱家屋场,空气干燥而闷热。树荫下,朱月娥和老母亲低头摘着刚从地里背回的花生。不一会儿,老人后背就湿了一大半,而坐在一旁的朱月娥,也弯下了腰,气喘吁吁。黄昏来临,摘出的花生已经有很大的一堆。经过晾晒,除了少量用来榨油吃,大部分都卖掉换了学费。 不过,后来地越来越少,以前每年可收获七百多斤花生,现在却只有三四百斤,收入减少了数百元。 本来朱家每年还能得到近千元退耕还林补偿款,可由于前些年欠农业税太多,补偿款拿到手里时基本已被扣得差不多了。 早年,家贫的李发胜从商南湘河入赘到了朱月娥家。夫妻俩在有了朱宏政、朱宏权兄弟俩后,又生下了老三朱宏印。人多地少,家中生活相当拮据。兄弟俩1993年上了初中后,每年光学费就压得李发胜一家喘不过气来。 两个孩子念初中每年要花费2000元。等到上了高中,一下子就涨到近四千元。为增加收入,朱月娥养了头猪,靠卖猪每年还能有四百多元的收入。李发胜农闲打短工,一年收入500多元。那些年里,李发胜一家人经常是穿补丁衣服,吃玉米粥、腌白菜。 1995年,李发胜贷款买了一辆拖拉机用于拉沙运输,开辟了一条财路。第二年,在距老屋600米处的索峪河畔建造新居。因为没钱买砖,他们就用车运回山上的石头,然后用整整3年时间,用夹板一点点“夹”起了一栋3层小楼。但房子快好了,却再也没钱收拾。 住房卖他人父亲含泪 盖房的三年,正是两个孩子念高中的三年。两个孩子光学费、生活费,每年近4000元。为了一边供养孩子读书,一边筹划新房,起早贪黑的李发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1999年,朱宏政、朱宏权考上了大学,朱宏印开始上初中。惊喜过后,李发胜夫妇就为两个孩子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发愁了。 所幸,朱宏权考取的清华大学酌情免掉其4年学费,他还以贫困生的名义为大哥朱宏政贷了6000元助学贷款。 虽是解了燃眉之急,但生活费还没着落。由于老大朱宏政考取的大学贫困生太多,办不出助学贷款,最终,还是李发胜卖掉了拖拉机,才渡过难关。 2003年,朱宏政、朱宏权完成了本科学业。然而,朱宏政在山东就业后,月薪只有千元左右,每月自己花都很紧张,根本无力给家里寄钱;而朱宏权毕业后选择了硕博连读,每月千元补助,在消费水平较高的北京,既要自己花还要替哥哥还贷款,异常艰难。 “本来孩子都不准备再念了,但我们考虑念博士以后就业会更好一些,所以都希望他继续念。”52岁的李发胜低下了头,叹了口气。在他的脖颈处,几道因过度暴晒留下的红斑异常醒目。 因劳累,那年秋朱月娥出现胸闷症状,不料,所服的药过期中了毒,直到今天,还时常感到胸闷气短。 小儿子念高一,各种费用算下来要2000多元。无奈之下,李发胜含泪以38000元的价格将一直没能入住的楼房卖掉了。 卖了房至今,李发胜家中还有3万多元的债务。如今,一家人挤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老屋里,不仅要还债,还要为帮助朱宏印完成复读付出更大辛劳。而像朱家,能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卖掉房子,不是谁家都有条件做到的。 据了解,今年商南全县有4万学生,其中85%%的学生是贫困生。在赵川、在白鲁础,很多地方还有更为贫困的学生。 交不起30元费用女孩大哭 日前,在党马乡黑漆河村老房沟组,记者便遇到了这样的一幕。 半山坡上,天色已经暗淡,一个瘦小单薄的女孩正在场院里低头绣着什么。女孩身穿着浅蓝色的土布衣服,脚上是一双布鞋,看去只有10岁左右。她说自己叫余亚琳,在方家湾小学念3年级。晚饭后,父母上山砍柴,留她在家看门。 从洞开的房门望去,昏暗的土屋里除了一张床,几条板凳,什么也没有。在最初的问答中,余亚琳还流露出遇到生人的好奇,言语间充满稚气。但当问到她的学习时,她的嘴角突然绷得紧紧的,说上个月问爸爸要30元的辅导材料费到现在都没有。说着,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余亚琳不停地拭着满脸泪水说,一年级时还收学费,到二年级就全免了。可今年不知为什么,老师忽然要他们买学习用书,于是她就向爸爸要,爸爸却一直说没有钱。一个月前,爸爸去青山乡打沙子,干了6天,才挣到了100元。但就在这6天里,一粒尖锐的石子迸进了他的眼睛。 “老板说没钱做手术,现在石子还在眼睛里!疼得我爸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早上早早就起来了……”女孩说到这里,哭声变得撕心裂肺一般。邻居一位大婶说,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天孩子的母亲教会她刺绣,虽然绣花还不行,但可以做最简单的“插底”,也就是在画好的图案外,绣一些颜色单一的背景。一幅不到一米长的绣品,绣“插底”一面能挣5元,时间得花一个月。 “对那些特别贫困的家庭,每年局里都会号召员工为贫困生捐款,少则50元,多则100元。”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米中元说。可这些钱对众多的贫困家庭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黑漆河村有1400多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1400元,生活支出绝大部分是孩子入学。村主任刘新阳介绍,村民小病很少去医院看,能撑过去最好,撑不过去,再看。 刘新阳说,虽然国家对贫困生实施了“两免一补”,村民负担减轻了一些,但因为贫困生补助市上有指标,分到县上也有指标,真正能“补”的人很少。如全村21个在校学生,今年免学杂费的有19个,而“补”的指标只有4个。 党马初级中学共有650名学生,这学期有440人免了课本费,而享受生活补助的仅有140人。 根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目前全县学生中免杂费的37278人,免课本费的1664人。有3819名贫困生补了生活费,补生活费的贫困生还占不到总数的10%。 而在那些孩子考上大学的家庭,每年学费基本都在4000元以上,“天文数字”的“大学成本”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农家的承受能力。 正因为贫困,父母们无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朝走出大山。冷水村民刘成荣说,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一笔持续的、很大的支出,可以说只要念到大学,几乎没有谁家不贷款的。但即便如此艰难,仍有近七成的村民把上大学看作了唯一出路。 陪读为圆孩子“大学梦” 在奔向大学的路上,更多的家长把重心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自朱宏政、朱宏权上初中起,李发胜和妻子务农,其母亲则到县城为孩子做饭。如今,只有40户的朱家屋场,已有6户随着孩子进县城陪读。在索峪河村,仅一个组,就有30多户去“陪读”。有的即使孩子是在党马乡上念初中,家长也要从较远的山里到学校附近租住。 今年43岁的方武连原住在黑漆河村老房沟组。随着两个孩子来到乡上念初中,他干脆花30元租住到了镇街上。为了多挣钱,今年5月,他贷款14000元买了机动三轮车。每天到丹江运沙,十分辛苦,每车三吨仅挣12元到15元。 很多“陪读”的家长都在拼命挣钱。付出的艰辛,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无论从哪方面看,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是最公平,最具操作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西安市高新一中高级语文教师刘续认为,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标准单一,使得人们拼命寻找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途径,如目前社会在对人才的选拔中,仍是唯文凭论。所以只要有一丝可能,人们就会选择读书这个方向。甚至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读书。 就业压力大“反哺”很难 尽管考大学是为孩子今后能有更好的出路,但不能说,其中没有附着家长自身的希冀。当含辛茹苦地将孩子送出大山,父母们也希望着伴随孩子的脚步,能改变家庭的窘况。然而,这种希望,却随着目前大学生择业的越来越困难,变得愈来愈渺茫。 对此,李发胜深有体会:大儿子朱宏政毕业后嫌工资低,就到广东应聘,不想半路生病。家里花去了数千元治疗费。后来他联系到珠海一家企业上班,但月工资也仅3000元。如今,除了自用,每月也只能寄几百元回家。而这些钱,除一部分寄给在西安补习的朱宏印,剩下的主要还是用于还债。至于后年才能读完博士的朱宏权,李发胜说还不能指望。 赵川镇王杰家的情况跟李发胜家的情形相似。10年来,王杰兄妹三人相继从商南较为偏僻的赵川镇“走出了大山”。可是,至今兄妹三人都不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王杰说,为我们念书,家里外债欠了2万多元,最终是父母慢慢还完的。我们工作至今工资低,我们只是自身脱离了山区环境,但还没能力改变家境。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学校是不是一流、专业是不是吃香,成了就业的重要条件。正是因此,李发胜坚持朱宏印放弃了一次读大学的机会,复读来年再考。类似的贫困山区补习生很多,尽管复读意味着要付出更多辛劳、金钱,但考上名牌大学热门专业,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沉重负担引发的选择 在党马乡,相比一些家长热心于将孩子送入大学校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去煤矿挖煤。村干部证实,近年来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大都去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煤矿。“去矿上有吃有住,一个月少的两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一位刚从矿上回家的小伙说。 据悉,最近几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有村民在矿上出事的消息。如8月底,该乡碾盘村冷水组的3名村民就在山西某煤矿住地因塌方死亡。 没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读初中、高中时,家里都已负债。为早日还债,缓解家中经济压力,他们只有选择挣钱多,但风险大的下矿采煤的工作。 从教30多年的王敦华认为,去煤矿打工现象的普遍,实际上正好反映出目前农村教育支出与村民收入不相匹配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与多年来基础教育投入低分不开的。本报记者潘京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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