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为何频现救助站？

冰云

图：赵亮认为，检查让他尊严扫地

   
“亲身经历过，你才能体会：人跌到最低点时，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位接受救助的大学生

备受瞩目的“收容所”里，再次出现了大学生的影子。不同的是，这是他们主动进入的，而这个机构已更名为“救助站”。
  
  
尊严与饥饿的冲突

广东东莞松山湖大道同沙路——市属救助站，8月21日17∶40。一个眉清目秀但衣着邋遢的男孩，正在准备拍照。这是接受救助的程序之一，因为此处要存留“落难者”的档案。

男孩迟疑了一下，还是挪过去了。在他之前的被拍照者，是一个右眼上留着长长刀疤的流浪汉。这似乎让他感到巨大落差———此前一个月，这位23岁的男孩身着学士服，神气地拍摄了学位照。他是华中某学院2006届的毕业生，名叫赵亮。

拍照完毕，对方手中的探测棒，开始贴身搜索赵亮有无“危险物品”。过关了。男孩抱着分发的席子、蚊帐、枕头及洗漱用具，走向照片上方显示的地址：B区201室11床。

东莞市救助站共有348张床位。据本报记者核实，2006年1月15日至8月22日，共有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到这里寻求帮助。媒体曾报道，“仅在七八两个月，就有60名大学生接受救助”——这也没错，但剩下的人并非应届毕业生，而且有些身份无法核实。

12人一室的房间里，赵亮埋头铺床。他拒绝了本报记者的拍照，理由是：“刚才被拍照……我的自尊被剥光了。”

8月20日，攥着8元钱的赵亮，仍努力维持着尊严。但1瓶水、1张饼，以及打了1个无果的应聘电话，耗尽了他最后的储备。这位大学生向后街走去———从邻省到东莞求职的一个星期里，他参加过3场招聘会，知道此处是打工者、流浪汉的栖息地。

“我躺在一张长椅上，把毕业证、简历裹在衣服里，面对着豪京大酒店。”赵亮说。夜里，他频频被这家4星级酒店前的汽车声惊醒，“当时我很想上前拦住几辆奔驰、宝马，也许会遇上人生的转机。”一度担任班长、院学生会干部的赵亮曾非常自信，在大学里，他常梦想做一名出色的领导者，至少是名优秀的会计师。

几乎所有的走进救助站的大学生都曾“心比天高”。某民办大学的毕业生傅铭，一直梦想着开大公司；某职业技术学院某专业2005级学生严雁，自信是做设计大师的料子。东莞救助站一位工作者说，一名被传销组织骗得身无分文的毕业生听说“要拍照”，扭头就走……

但在今天，赵亮躺在长椅上，周围不断有人上前搭讪：要不要做电工？建筑工？“在他们眼里，我和露宿后街的农民工没差别”。他们不得不选择了这个一度被视为“弱势群体聚集”的地方。但一个大学生说，当被救助者可以得到救助，也是一种人性的关怀。
  
  
这里的一天

这里的宿舍分为A、B、C、D四个区，分别为容纳老年人、未成年人、成年男性、成年女性。每个区有7个房间，每个房间摆放12张床；一间娱乐室，里面有电视机、象棋以及报刊。

8∶00－8∶30、11∶00－10∶30及17∶00－17∶30，是受助人员的用餐时间。在管理者的带领下，人们拿着用膳卡走到食堂前排队等候。此时也讲究顺序：老年人和儿童先入，随后是女性、男性。

“饭菜都是基本的‘配置’，不会太好，但也不差。”救助站副站长袁伟华说。比如，8月21日中午的菜是白菜炒鸡肉块，很多人都会飞快地把它吃完。但傅铭对饭食有些不满，还包括他们的“服务意识和专业化程度”。这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感到了压力”——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要求过他们。填写“受助人员登记表”时，他就提出，我要帮你们打扫卫生。“我有手有脚，有知识，为什么要吃白饭？”

饭后，受助人员理论上可以打篮球，但袁伟华并“不提倡”，他们担心有人打出急性阑尾炎。自愿接收救助的原则，催生了一群职业“跑站人”，这大大增加了救助站的财政负担，因此不能再滋生无谓的消耗。

来自西北的吴宪跳过了饭后的“聊天环节”，走出食堂后，他便一头栽到床上。对他来说，半睡半醒的状态最能打发时间，他还梦到朋友给他送来了回家的车票。赵亮不愿在吃与睡中“混日子”，他打算在此期间，看完随身带来的《企业管理》。严雁时刻盯着娱乐室里仅有的一部电话机———按规定，每人每天可打一个长途电话，通话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她不管这么多，直到被工作人员强行切线。晚上，这个女孩与另一名大专毕业的姐姐挤在一张床上睡，“不然我睡不着，其他人都好陌生，我害怕。”

“但我没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傅铭说。“驻站”5天中，他没有与其他3名应届毕业生“扎堆”，而是广交朋友，新朋友中，有被卖到东莞做“包身工”的海南农民，有职业“跑站”的残疾人……

“我喜欢和他们聊天，听他们的传奇经历。”傅铭说，“亲身经历过，你才能体会，人跌到最低点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按照规定，接受救助者最多可以在此呆10天。之后，工作人员会为他们买好回乡的车票。“但对绝大多数大学生，只在这里住两天，朋友和同学就会送钱过来。他们一般不会告诉父母。”袁伟华说。

而当离开这里时，他们或者低着头，或者飞快地跑出去。“我们很想尽快摆脱这里，”一位被救助的大学生说，“但工作的压力却难以摆脱。”
  
  
为何走进救助站？

这确实是个问题：人事部统计，2006全国高校毕业生413万人；教育部称，只有约六成以上大学毕业生以各种方式实现了就业。

临近毕业，赵亮体会到求职的艰辛。这名颇受老师同学赏识的学生干部，曾顺利拿到了3份会计资格证书及计算机三级证书。但参加完几场招聘会，在网上投送数十份简历后，他连1份录用通知都没有收到。他周围的许多同学也陷入焦虑之中———6月份，全年级130多人中，拿到“OFFER”的不到40人。跑到外地求职的同学说，此类“二本”，名不见经传、还偏居中部，与重点大学相比不具竞争力。

毕业一个多月后，赵亮决定南下东莞———这里号称“中国工厂”，拥有15000多家大大小小的企业。兰州的石倩、山东的傅铭，此时收到东莞一公司的“录用通知”。

赵亮投出数份简历后，仍没有得到面试机会。此后厄运接踵而来———他先被调包后遭抢劫，找到一份包吃住、月薪800块、装灯具的活儿，让他有些安稳感；但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体力又无法承受。而石倩和傅铭，则被“招工单位”骗走了所有财物。

本报记者回访发现，赵亮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到此的大学生全部毕业于普通学校，还包括民办高校及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出身于城市的普通工人或农村家庭，相对独立、懂事、在大学期间多有兼职经历。

这些特征，与东莞大京九人才市场副总经理杨奇眼中的“就业困难族”相符。“他们对未来有憧憬但无规划。”杨奇说。而东莞最缺一线工人，而非技术与管理人员；对用工单位而言，他们也不想招大学生做工人——“他们心气活，一旦培训好，很可能另觅高枝。”

按照《救助管理办法》规定，被救助对象需要满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没有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那些工作无着落、身无分文、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畴的大学生，恰恰符合上述4个条件。

自2003年8月东莞救助站成立，每年都会有几十个大学生走进来。七八月份尤为集中，因为暑假期间找工作的学生很多。“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件平常事。而且，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很普遍。”袁伟华说。

本报记者询问了广州、深圳、南京、苏州及杭州救助站，有关人员均表示：他们曾多次救助大学生，其中深圳的比例“不少于10％”，救助原因主要是求职未果及钱包被偷。但在西部城市重庆和成都，几乎没有大学生寻求帮助。北京和上海则未透露相关情况。
  
  
被改变的和将改变的

傅铭回到青岛后，找到了工作。这有些戏剧性———他要建立一家人才市场，帮助就业困难的人。“这和我在东莞的经历直接相关。”他说。

但被救助的“阴影”让很多人难以摆脱，比如石倩。回到家后，她每天都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只有吃饭和看电视才会出来。“姐姐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弟弟石丘眼里，石倩活泼、开朗，从初中到大学，她一直是个优秀的田径运动员。而她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一直为女儿的遭遇叹息。6月30日进入救助站的程凌———她是华中某学院的毕业生———一直在吃镇定药。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志英教授，或许更能体会这些孩子和家长内心的痛苦。她刚刚完成了一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大学生人生选择的课题。

在发放了3200多份问卷、近一年的调研后，李志英发现，来自于“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孩子，在毕业时更多会“读研”或是“出国深造”，而来源于“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大多坚定地选择了“就业”。

“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一份好工作，不仅意味着个人美好的未来，更意味着提高整个家庭的阶层地位。所以，他们在就业时面临着更大压力。”李志英说，“但由于学历没优势，缺乏经验，在‘人情社会’中所占的社会资源更是匮乏，这群孩子最后不得不接受救济，这对他们的自信心有很大冲击。”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8月14日的一份调查显示，在8447名受访者中，34.7％的人表示“后悔上大学”。其中39.2％的人把原因归结为“还是找不到工作”。但当问及赵亮是否后悔上大学时，赵亮反问道：“如果不上大学，能干吗呢？”

8月21日，本报记者在东莞救助站遇到了北京某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专程从深圳赶来此处招工的，有关报道吸引了他们。“能来到这里的孩子，是能吃苦的，将来在工作中也是。”其中一位人士说，“我们相信他们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

或许，大学生走进救助站，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