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重要还是学历重要,这已经是几十年来中国教育制度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但是这种争议始终停留在“舌战”阶段,直到不久前,在湖南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一所不算出名的学校,有人开始尝试给毕业生颁发“本科能力毕业证”和“本科能力学位证”,试图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这一争议寻求一个答案。
这个人,就是曾经的临湘市副市长,自诩“官场中韩寒”的姜宗福。
用“能力证”替代学历证,让社会上更多的用人单位认可“能力证”,让专科生拥有“叫板”本科生的“能力”……这些想法是如何出炉的呢?它们能否顺利实施?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姜宗福。
本版撰文/记者 李解
新制度流程 评选采取一票否决制
再过一个月,位于湖南岳阳市的“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校园里或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景,已经于2010年毕业离校的经管系的学生们将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母校,然后经过一系列考核重新领到两个特殊的证书——“本科能力毕业证书”和“本科能力学位证书”。
想出颁发“能力证书”点子的人,正是去年从临湘市副市长位置上平调到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官场另类”姜宗福。
据姜宗福介绍,能够获得“能力证书”的学生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经管系自己主动考核的,另一种则是学生主动填表申请。“因为是专科生嘛,三年之后就毕业了,在学生毕业时我们会根据学生的成绩排名,对前30名的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考核与调查。”据姜宗福介绍,考核与调查主要是以老师们的暗中查访和学生所在单位的调查为主,“我们的老师负责暗访,用人单位则给我们填写考察表,我们将综合这两方面的成绩,然后与学生在校三年间的表现相挂钩,提交评委会审议。”
而“评委会”则是由7名评委组成,对于提交的资料进行详细的核查,然后一起进行考评:“而且我们的评委会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度,如果说7位评委中有6人认为这个学生可以得到能力证,而有1人反对,那么这个学生就失去了获得能力证的资格。”
对此姜宗福表示:“我要求获得能力证的学生,必须是绝对完美的。只有严格的评选,才能让这个证书获得社会认可。”在姜宗福看来,这种方式可以尽可能选出优秀人才。
新制度源起 让高职生拥有“本科能力”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下半年,姜宗福就开始尝试着给学生们颁发“能力证书”。
当时作为该学院经管系主任的他,上任伊始便遭遇了“招生困局”,“2008年的时候因为升学高峰,系里招收了310多人,到了2009年,则招收了280多人,去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可以说我们招生人数逐年下降。”在姜宗福看来,造成高职生源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科学历比专科学历硬气,在招聘会上,手持本科学历的学生要比专科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这很不公平,”姜宗福告诉记者,与本科生相比,专科生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技术,也就是动手能力:“因为高职一般都是学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是比较专业的,而且都会进入企业实习,他们的动手能力要比本科生强得多。”正因如此,姜宗福才大胆提出给学生颁发“能力证”的构想。
■编辑快评
无力抗衡,但要有力叫板
标题中提到了“叫板”。显然,又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本色出演,又一个以若凌强的姿态出现。
姜宗福用“本科能力证书”的标签替换“本科学历证书”,按现行方式解读无非两种:一是嘲讽现行教育人才输出体制;二是带有悲喜剧两重色彩的自戕,以类似于“抽风”的举动向社会邀宠。
其实,即便如姜宗福般的观点独到,其“改制思路”是不是切合现实逻辑,真不好说。毕竟,把学位证书换成“能力证书”可能是个好卖点,但解决的是肌肤之患。现行学位评价方式惯性很大,不可一日冲决。
问题的核心在于,高职院校招生难已经迫在眉睫。出于某种崇拜,许多分数达线考生“宁可复读一年再冲本科”。这一问题怎么破解?招式倒是也有,但更多见的是降分录取,这样的学校不光学生觉得不入流、企业更看不上眼,自掉身价自然后患无穷。相比于这样的拙劣应对,“能力毕业证”算是清高了不少。所以,高职院校到了动脑筋想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的时候了。
以前,陶行知搞乡村教育试点同样属于被讥笑对象。在精英教育的思想窠臼仍未脱卸,大众教育意识不够普及的今天,那时受到冷嘲热讽是多么自然的事情。相对彼时,姜宗福还不算绝望。然而,在体制因素被过多归咎的现下,沉默而沉沦者众,暴发而“叫板”者少。如果这种“叫板”是稀有品,我们更应真心呵护。
所以,姜宗福的渺小,需要庄重对待。姜宗福的标榜,需要给力捧场。 肖明君
姜宗福其人:
姜宗福,1969年生,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主管旅游,在此期间,他凭借一连串的成功策划在旅游界人人皆晓。2010年1月至4月曾2次在网上实名炮轰张艺谋,提出景区建设应因地制宜的合理建议。他曾炮轰高房价,认为房价大幅上涨,受利益驱动的经济学家难辞其咎。姜宗福向来文字锋利,在《当代中国城市园林批判》中,他拿清华大学某权威教授开刀,引起一场不小的轰动。姜宗福还通过纪实文学《我的官样年华》,全景描写了鲜为人知的官场潜规则。2010年5月初,姜宗福平级转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助理。
■ 改制内幕
学校并不知情
已做好辞职打算
当姜宗福在系里的会议上向同事们提出自己的“能力证”设想时,得到了很多教师的支持。不少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衡量一个高职学生是否有本科能力,是需要一套标准的。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能够成功并且顺利推广下去,就很了不得啊。”因此姜宗福和系里的几个骨干老师反复探讨“评选制度”,尽可能细化评选标准,让评选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虽然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支持,但是曾经在官场上“混”过的姜宗福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一系列的想法,是否能够顺利的开展下来,也不知道尚未破壳而出的能力证,是将会迎来一纸禁令还是认可之声。
但姜宗福还是选择了继续干下去,在他看来,有时候“改革”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因此他暂时不打算将颁发能力证一事向上级报告,“不想得罪了教育部门,给领导添麻烦,而且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如果这件事(指颁发能力证一事)到最后会给学校带来太多的负面新闻,那我就选择引咎辞职,但这个制度我们要继续下去,还要推广,让更多人去认可它。”
■ 对话
不去门槛
能力证难获认可
毫无疑问,姜宗福大胆的设想确实很有创新性,但如果真想推广“能力证”,并且要让社会认可这一制度,则需要很多配套的环节。在采访过程中,姜宗福一一解答了记者对该制度的种种疑问。
“高职不是学历贩卖机”
山东商报:姜主任,您当初有这个能力证的想法,似乎是因为不满高职教育的现状?
姜宗福:是的。这几年高职学院里有很大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大家似乎觉得高职就是一个文凭贩卖机器,很多高职学校,尤其是私立民办的,往往会找一些生源贩子,然后买过来一批学生收费,而不少学生也是抱着买文凭的想法进入学院,这就很成问题了。必定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人才的,而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知识的培养,还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要让学生掌握技能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能力,这个能力既包括生活中的沟通能力,也包括在工作中的创新能力。比如说德国,德国的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产业工人是出了名的。相比之下,我们的教育还差得远呢!
“能力证”需要配套改革
山东商报:您的“能力证”的评选确实很严格,但是有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天您离开这里了,它能否还会如此严格?或者说一旦国家认可并采纳了您的这种方式,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只要我交钱了,就可以拿到这个“能力证”。
姜宗福: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我认为推广能力证,是需要教育部做配套改革的。比如说取消高职的门槛,不要给报考高职的学生设立那么多条条框框,再比如说把中职、高职、自考、电大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但是一定要取消门槛。
山东商报:为什么呢?
姜宗福:只有取消了门槛,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一来能力证的含金量,就要靠市场来决定。比如说北大清华,如果他们也采取只要交钱就一定让你拿到北大清华的毕业证,那么你觉得用人单位还会觉得他们的毕业生有含金量吗?所以说如果能够开放高职的门槛,那么我不担心能力证无法推广。如果你滥发能力证,那么最后只能砸掉你自己的牌子,那是自杀。
“做梦都想投奔朱清时”
山东商报:您的这次改革还是很大胆的,这让我想起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甚至有网友觉得,您这是高职版的“南方科技大教改”。
姜宗福:其实我很崇拜朱清时,说真的,我这辈子最崇拜三个人,一个是陈寅恪,他教会我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一个是季羡林先生,他说假话不能说,真话不全说;还有一个就是朱清时,他交给我要怎么样义无反顾的改革。有时候我做梦都想投奔他。
山东商报:那您觉得这次创新的成功几率如何?
姜宗福:很难说,不过我们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尽量细化标准,尽量推广它,让社会能够认可,如果社会不认可这种证书,那么它毫无意义。虽然现在教育部对这件事儿没有什么明确规定,但是如果我们能做成了,或许会引发一次新的教育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