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代课老师日薪一斤苞谷 学生无宿舍在外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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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落小学的孩子们在简陋的操场上玩耍。赵筑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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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兹喜每天花两个小时背回50斤水 赵筑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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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早上7点，班仁乡中心校的几个学生在做饭 李家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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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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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块石头垒起来的灶上，熏得乌黑的铝锅已经“扑扑”作响了，李兹喜还没洗菜。他舀了小半盆水，蹲下来把菜放进盆里，隔壁教室里，汉语都说不太好的布依族孩子们已经开始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一个赛一个地大声朗读起各自的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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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起身来擦擦手，回身到里屋拿了课本，空着肚子踏入了教室。

　　坐在教室最里边的儿子李准看见父亲准备上课，顿时显得垂头丧气。他也饿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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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班仁乡金祥村是全县最贫穷最边远的村子。这里2006年才通了公路通上电，村民们以种苞谷和油桐为生。

　　在金祥村油落小学，13年来，李兹喜只身承担了校长、教师和勤杂工等多种角色。

　　由于他的坚守，金祥村100多名适龄儿童无一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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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前11年中，李兹喜得到的报酬仅仅是每年365斤苞谷。按照当地市价，这份“年薪”不到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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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好”

 

　　从罗甸县城到金祥村，有两种走法：一是坐车，在山路上颠簸3个半小时；二是走水路，乘1个多小时快艇顺蒙江河到油落山脚下，再爬两个小时山。

　　油落小学不过是一栋紧挨着山坡立在半山腰的低矮土房。3间屋子，1间是村委会，中间是教室，最小的一间，被李兹喜用来当了厨房和卧室。

　　教室里12套课桌椅已经破旧不堪，窗玻璃早就没了，土坯地面坑坑洼洼的。“黑板”是在墙面上用黑漆刷出的一块长方形，有三分之一已经随着墙面的老化而剥落。

　　门前一块约10米宽的三角形地块显然是被细细平整过。断了一根支柱的木制篮球架倒在这个晴天扬灰、雨天滚泥的操场一角。

　　只有高悬在屋顶上的国旗崭新鲜艳，猎猎作响。

　　站在这个操场上，前后左右，除了山，还是山。一条羊肠小道绕过操场一侧伸向山脚。往上走，是李兹喜每周末回家的路，往下走，是通往他每天去打水的芭蕉弯。

　　早上9点多，学生们沿着山路三三两两地来了。由于居住地分散，最远的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

　　20个学生，11个一年级，9个二年级，坐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节课50分钟，都被李兹喜分成两半。头半节，教一年级新课，二年级的在一旁做练习；后半节又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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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李兹喜说。

　　以前，油落小学有4个年级，他常常忙得顾此失彼。给四年级讲课时，三年级的孩子盯着黑板发愣；上二年级的课时，一年级的学生读书声越来越大。有时候下课了，他才发现一年级的孩子已经站在拼音图前不停地念了1个小时。

　　2006年后，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必须学英语，这超出了李兹喜的能力范围，孩子们只好转学到班仁乡中心校去。

　　一下子撤了两个年级，李兹喜对此很怅然：“要是我当初把英语学好就好了。”但他同时又欣慰：“我教四年级有时候都有些吃力，一些生词我也解释不通。他们转到中心校肯定比在油落好。”

　　“说到底还是自己基础不太好。”这位憨厚寡言的教师总结道。

　　这天，二年级正在学一首小诗，李兹喜刚抄了三行，黑板就满了。他用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问：“同学们抄好没有？我要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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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课堂上，李兹喜坚持讲普通话，虽然他自己也分不太清楚平翘舌和前后鼻音。

　　最让他头疼的是音乐课和美术课。李兹喜不太会唱歌，翻来覆去也不过是“太阳当空照”等几首，可孩子们唱一次开心一次。他也不会画画。当地条件有限，孩子们只能用铅笔画一些平面图形。

　　自从去年雨季，操场上的木头篮球架被水泡坏后，孩子们就只剩下一个破足球可以踢踢了。最受欢迎的还是活动课。20个孩子围成两个圈玩儿追逃游戏，又紧张又兴奋，尖叫着追逐，笑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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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站在一旁的李兹喜，脸上有平静的、满足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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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薪”365斤苞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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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4点30分，把孩子们送走，李兹喜开始做晚饭。儿子李准不知道跑到哪儿玩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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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兹喜并不是金祥村人，他家在离村20多公里外的班仁乡。

　　1995年，20岁的李兹喜初中刚毕业，在班仁乡算是学历较高的人了。乡教育辅导站站长找上门来，问他愿不愿意去教小娃娃。

　　其时，油落小学已经空了两年，他的前任因为吃不了这儿的苦，“自己找出路”去了。李兹喜想，自己喜欢当老师，也得“找点儿活路”，便背起行李走进了油落山。

　　当时双方商量着先教两个学期试试看，可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油落山扎下根来。

　　最初的教室是在一名村干部家的茅草房里，四处漏雨，三四个孩子挤坐在村民自己钉的板凳上上课。没有教材，更没有教具。李兹喜找来各种形状的石块，教孩子们认“长方形”、“正方形”，再折一捆小树枝教加减乘除。这些教具，到今天还在用着。

　　每个学生每学期交30元书杂费，李兹喜得到的报酬，是这些钱购买课本后的剩余，再加一年365斤苞谷籽，由学生家长平摊。

　　由于没有稻田，苞谷是当地人的主食。一般把苞谷粒碾成苞谷面后煮着吃，大米要等到集日才能在乡里买，一般人家是没有的。

　　“我当时想，只要不饿饭就行。”李兹喜说。

　　可是，因为村民实在穷困，大多交不起学费，有的就连每学期几斤苞谷籽都交不出来，李兹喜几乎从来没有按时足额拿到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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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时尚且常常有“过不去的时候”，何况一年后，李兹喜和村里的姑娘陆小招结了婚，养家糊口的任务就更重了。

　　婚后，陆小招搬到班仁乡，独自耕种李兹喜家里的两亩多地，而李兹喜则留在村里，吃住靠上了岳父岳母。每个周末，李兹喜步行一两个小时，才能与妻子相聚。

　　上不能侍奉父母，下不能荫妻教子，李兹喜总觉得愧疚。每到寒暑假，他总是拼了命地帮妻子多干一些农活儿。即便这样，家里也时时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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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陆小招生病，送进医院后，李兹喜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是父亲帮他付的2000元医药费。

　　李兹喜心酸地回忆，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自己只能拿着编织口袋到处去借。半夜里，5岁的儿子李准常常饿醒，哭着说“爹，我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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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把手指伸进他的嘴里，让他含着，拍着他的背，让他慢慢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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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没有办法，李兹喜下了很久的决心，嗫嚅着开口向学生们“讨工资”。

　　那天下课后，李兹喜拿着装粮的口袋走回教室。“我对娃娃们说，老师今天开始就没苞谷吃了，按照惯例，要到学期结束的时候才收‘学费’，但是，因为上学期有10多个同学没有交，所以老师的粮食不够吃了。你们回家问问大人，谁家有余粮，先交点来让老师吃吧。”一口气说完这段话，李兹喜“觉得自己的脸很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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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李兹喜向学生们讨要自己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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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秋季开学时，学生的书费迟迟收不上来。眼看无法按时开学，学生和家长干着急，李兹喜也一连几个晚上辗转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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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捱到8月19日晚上，无法入睡的他打着手电筒，独自步行20多公里山路回家，敲开门后，对妻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把家里那头年猪杀了卖吧！”

　　“我当时就不同意，我说你杀猪卖，两个小娃娃要不要过年？他说不杀猪我没有书费，当时他就流了眼泪。”陆小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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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执到最后，陆小招还是眼泪汪汪地看着李兹喜把年猪换回500元钱，带着崭新的课本回到金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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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钱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

风中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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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毕业生愿意来。有的大中专生，一听说要下乡，转身就走。别说村小学，就连中心校也不愿意去。”李泽惠说，即便是下到基层的教师，也只是走走过程，都想调回县城。常有人受不了苦跑到教育局哭诉。

( j! N" R1 o) I. @+ D9 F　　班仁乡中心校教师卢太球开玩笑说，乡里“连个恋爱都没得谈”。这个前年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院毕业的姑娘，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支教了一年后，回了家乡。在县教育局报到时，听说要到班仁乡来，她的一位同学当即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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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家住县城的卢太球几乎每周末都要回家，每次来回车费五六十元，但是“不回家行吗？这里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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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教师的问题让我们头疼得很。”班仁乡中心校校长杨通军说，乡村教师的生活太清苦贫乏了，老师们都想调走，师资不稳定，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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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的人我们都尽量留在中心校，本乡人，才动员他们去村教学点。”杨通军对这种“内外有别”的做法颇感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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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岁娃娃租房上学

- |  d1 d% T5 m; |* C+ j　　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5点左右，贵州省罗甸县班仁乡唯一的街道上有一道特殊的场景——小至七八岁，大到十四五岁的孩子们蹲在街边，或淘米洗菜，或生火做饭。炊烟从简易灶里升起，弥漫了整条街。

　　“场面十分‘壮观’。”班仁乡副乡长广伟说。

　　这些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孩子们，都是班仁乡中心校的学生。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个全乡唯一的完小和初中，没有钱修建宿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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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d* }/ G/ H# q0 B  m　　由于山高路险，400多名居住得太远的学生只能租住在乡街附近的农户家中。他们每周五下午回家，每周日下午背着一个星期的米、柴、油和菜，以及三五元的生活费返回乡上。

　　记者随机询问的10多个孩子中，住得最远的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

　　家住金祥村的五年级学生陆文雨和陆丹妮与其他3名女孩子住在背街的一间农房里。在这间约十二三平方米的屋子里，摆了两张床，还铺了一个地铺。床和地铺下面垫的都是稻草，上面再盖以当地土布织成的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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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丹妮睡的地铺上没有被子。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被子时”，这个瘦弱的女孩子低头不语。由于长期缺乏营养，10岁的陆丹妮身高不到1.2米。

　　两个钉子往墙上一钉，中间牵一根绳，就是女孩儿们的衣架。陆文雨有一个带锁的木箱，但她说，里面装的是柴。

" W2 y$ B9 l1 c8 ?. h( y　　沿窗一侧的墙根里，一字排开各自的锅灶、砧板和水桶。每天，陆文雨和陆丹妮要用直径约半米的大胶桶，到20多米开外的水管边抬水回来。

　　由于做饭、用水都在屋内，屋子里十分潮湿。每个孩子每学期的房租是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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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5 a- I  d0 P1 l! w4 L- t4 b　　她们每天早上七八点吃一顿饭，然后去上课，下午4点放学后，再做一顿，中午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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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Q, \1 u) }2 Q　　每顿饭只有煮青菜，有时候也会有炒茄子之类。10月16日这天正是乡里的集日，门口就是肉摊，但每星期只有三四元生活费的陆文雨说，她从没买过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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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晚上，孩子们或坐在小凳子上以床为桌，或趴在床上学习。但更多的孩子们在街上游荡玩耍。受师资和条件所限，学校没有能力开辟教室组织孩子们上晚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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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仁乡中心校校长杨通军说，好在乡里治安比较好，一直没有出过大的事件。乡派出所就在校门口，民警们也将对学生们的看护纳入工作范围。

　　只是有时候，一些社会青年会来骚扰女生，晚上坐在女生床边聊天不肯走，或是叫她们出去玩儿。一位四年级女生说，有时候会有人从窗户外往里扔石块和牛粪，“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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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v: ?7 X) W　　“我们一般晚上10点左右巡逻，碰见这些人会叫他们走。”一位民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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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也采取了种种措施，尽力维护学生的安全。班主任要登记每个孩子住在哪里，晚上常常出来巡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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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孩子们都是处于无人看护的状态。有一次，一个小学生旷了两天课，老师实在无法，只好走了几小时山路去他家里，但家长毫不知情。过了几天，孩子回来，怎么也不肯说去了哪里。

8 q' y5 i% X+ R, d- ]　　更大的担心是关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的孩子住在地下室，有的住在瓦房里，卫生条件不好，饥一顿饱一顿，长期没有营养。”杨通军说。

/ B& M, s4 u, \) p9 N. f　　由于要照顾走读的学生，学校的上课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4点，中午只休息一个小时。“中午是最疲倦的时候，又不吃饭，教学效果其实并不好。”罗甸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泽惠说。

) a  c: [* c  t1 w% b- q0 D　　而且，长期远离父母使一些学生变得自卑和孤僻。“有的学生在学校从不说话，叫他回答问题也不敢。”杨通军说。一些孩子性格内向，“在学习上反应比较迟钝”。

　　在杨通军的记忆里，为了上学在校外租房的状况至少已经持续了9年。以前，村教学点一直开到四年级，但国家规定三年级以上必须开设英语课后，村小学的教师们无力胜任了，三年级以上的孩子都转到中心校来了。

" M7 \, ^  [( }0 \8 }$ D3 ~　　“我们一直在呼吁、打报告，希望建一个学生宿舍和食堂，但是县财政拨不出钱来。”副乡长广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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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6 m0 e; i1 h' E6 C0 x- J& W　　“我们在乡里信息太闭塞了，上面有没有项目我们都不清楚。”杨通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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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苦又没钱，谁愿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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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李兹喜收到一封从沿海发达省份寄来的信。来信人说，他从报纸上读了李兹喜的故事后，强烈怀疑其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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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7 Z( o9 S& X+ x+ N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国家、贵州省办教育的钱哪里去了？”信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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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兹喜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封信，告诉对方，由于地方财力、基础和现实所限，贵州部分县乡的确还十分贫困，但现在正在慢慢好转。

4 C$ a" d3 p3 H( ~+ @0 F# D/ c　　2007年，罗甸县全县财政收入不到两亿元。“许多不了解情况的外省人都不能理解我们的现状。”贵州省罗甸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泽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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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1 F0 j9 k; D: ^* w5 [9 \$ H　　罗甸县境内几乎全是莽莽大山，当地以布依族居多，居住分散，学生上学走一两个小时路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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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国家规定的小学23：1的教师编制配比，金祥村20名学生不够配一个教师。“但是难道让一二年级的学生也到乡中心校去上学吗？”李泽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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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尽管“代课教师”的清退工作已经持续了近3年，罗甸县现在仍然有70名左右的“代课教师”，而且在短时期内，无法找到替代者。

  k* Z: p7 }5 b/ T# f" F0 y0 b, s　　在这70多名默默无闻、没有任何名分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中，只有李兹喜和另一名教师受到特殊照顾，享受每个月600元的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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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8 D  k/ c3 g& h- x- y　　“其他代课老师的情况，可能跟我以前一样。”李兹喜说。

　　罗甸县的“两基”攻关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段时间，县城里随处可见关于“两基”的宣传栏。往往村小学教师还要担负起给当地农民“扫盲”的任务。“又苦又没钱，谁愿意干？”一位乡干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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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z$ z" D6 P  g" ~" a" n4 W8 r　　“没有毕业生愿意来。有的大中专生，一听说要下乡，转身就走。别说村小学，就连中心校也不愿意去。”李泽惠说，即便是下到基层的教师，也只是走走过程，都想调回县城。常有人受不了苦跑到教育局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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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仁乡中心校教师卢太球开玩笑说，乡里“连个恋爱都没得谈”。这个前年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师范学院毕业的姑娘，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支教了一年后，回了家乡。在县教育局报到时，听说要到班仁乡来，她的一位同学当即要辞职。

0 }6 \2 e5 ]" {) t$ ]3 c　　现在，家住县城的卢太球几乎每周末都要回家，每次来回车费五六十元，但是“不回家行吗？这里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

　　“每年教师的问题让我们头疼得很。”班仁乡中心校校长杨通军说，乡村教师的生活太清苦贫乏了，老师们都想调走，师资不稳定，教学质量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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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来的人我们都尽量留在中心校，本乡人，才动员他们去村教学点。”杨通军对这种“内外有别”的做法颇感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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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好‘以情动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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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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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n  e3 ~7 |: @' |' i/ R　　“金祥油落两座山，吃水要到芭蕉弯。春来不听田鸡叫，秋天不闻斗应山……爬了一梁又一梁，哭声喊断爹和娘。”在金祥村，最苦的事，是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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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M: Z8 }$ x& q+ Q" \% Q　　世居在此的布依人要么喝“望天水”，要么靠人扛马驮从芭蕉弯运水回来。李兹喜没有马，13年来，他几乎每天都以双肩背回50斤水。

　　每天清晨，当太阳随着鸡鸣犬吠爬上油落山的时候，李兹喜便将装水的白色胶桶放进背篼，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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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 L4 `1 ~$ l) M: N　　下山半个小时，上山得1个小时。背着50斤水，李兹喜依然可以轻快地避开路中间的牛粪和石块。胶桶的盖子早弄丢了，他得小心不让水溢出来。这些水，学生们要喝，他和儿子李准还要煮饭洗脸。

. J0 O/ [: R  s$ |* ^, f　　他不是没有想过离开。

　　2003年，在广东打工的弟弟来了好几封信，说打工每月收入1500元，问他这样辛苦“到底图哪样”，劝他不要傻乎乎地再当这种“倒贴本”的老师了。

' P! o6 v# R* e2 z1 ?1 R% k+ P, n: K　　想了几天，李兹喜背着包向学生们道别，转身走上了回家的路。

　　教室里顿时乱成一团。村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到坡上干活儿去了，只有三组组长陆友立还在家。他的女儿跑回家，哭着说李老师走了。

) n* @; ^, B# a" e, x! t　　陆友立一听慌了，赶紧组织学生们去追，李兹喜已经走到梁上去了，学生们在后面边哭边喊边追，大家抱头哭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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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W$ C5 h　　忆及当时情景，陆友立这个农家汉子几度硬咽难言：“他说，我在这里过不下去了。我说，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我们苦在一起，只要你不走。你苦闷就找我说，没有菜了就到我家菜园子里摘，没有饭吃了就到我家来吃，你走了娃娃们怎么办？”

　　哭罢，李兹喜和孩子们回到了学校，再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

1 e9 _+ m/ T8 l% d　　“我要是走了，自己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但是娃娃们肯定没书读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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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课教师难转“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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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一只脚踏在田里，一只脚踏在教室里”，一眼看去，李兹喜还是与其他的农民不同。他语速平缓，几乎从不高声谈笑，衣着虽旧，却总是干干净净。

　　这个平时十分沉默内向的老师在孩子们眼里有独特的魅力。村小组长陆友立说，李老师脾气好，对学生好，“框得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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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k# G- W2 q' g　　李兹喜一直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当他听说教育部要逐步取消清退“代课教师”时，他没把这件事和自己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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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9 ~3 R- f* k1 P　　“我以为我是‘黑户’，连‘代课教师’都算不上。”

0 ?5 B1 @/ ~; W6 Z6 ~/ P- d1 I2 h　　从2005年开始，陆续有媒体开始报道李兹喜一人撑起一所学校的感人事迹。“苞谷老师”的故事开始流传。

　　2005年，李兹喜被评为贵州省黔南州优秀青年志愿者；2006年被评为“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今年5月，他到北京接受了第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青年标兵”称号。

　　8月，他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与荣誉一同到来的是外界的资助。2006年年底，通村公路全线贯通，从2007年9月起,罗甸县财政每月向李兹喜发放600元生活补助。

( h7 U1 y" r- v0 P6 N: P/ {$ a　　10月16日，由香港慈恩基金会捐资修建的油落小学新教学楼举行了竣工典礼。再过几个星期，李兹喜和他的孩子们就要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教室。但他的身份，仍然只能是个代课教师。

　　由于学历太低，李兹喜很难考取教师资格证，而这是如今转为公办教师的一道不可不跨越的门槛。而且，罗甸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几乎不可能给仅有20名学生的村小学一个公办教师编制。

　　但李兹喜很平静：“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只知道好好教书，并没有期望自己的做法能为将来的生活改善什么。”

　　“我当初选择代课是生活逼迫，今天我决定办学，凭的是良心和责任，每天孩子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左一声右一声地叫‘老师’时，我不在意人家讲什么。无论如何，山里的孩子们需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