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报》:垃圾短信能否根治:一个村庄和工信部的8年斗争

煎饼 · 发表于 2009-7-28 14:33:23

城市繁华，阳光灿烂，7月下旬的广州热得令人窘息。头顶的中央空调冒出丝丝冷气，何晓亮(化名)讲电话的声音很大：“担什么心嘛，我的生意没问题，都是正规的。”“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前两天，父母看电视，新闻上说工信部出台了个‘垃圾短信限发令’，刚刚特意打电话来问。” 何晓亮叹了口气：“我给父母说我是做DM广告，不是做短信群发的，这‘限发令’对我没什么影响。其实老人心里明镜得很，这么说也是为了他们心安。”
叫DM广告，是因为这个生意的名声不太好。何晓亮的生意很简单：通过短信群发器给无数的手机用户发送各种垃圾短信。 “这是一个老式骗局，但总会有用。”何晓亮说，工信部并不是第一次用各种手段来对付自己，但在8年的斗争后，这份生意仍然“前途远大”：“层层利益链条下，这些技术手段有个屁用？” 小山村出了个有钱人 8年过去，何晓亮从当初的打工仔，变成了家乡的有钱人：3年前，外出打工的何晓亮带回了一个漂亮的城里女朋友，还拿出20万元，在老家给父母修了一栋全新的小洋楼。 这个地处广西灵山县南部的小山村立刻轰动，村民争相传说：何晓亮出息了，当大老板了。问其出路，何晓亮总是神秘一笑：“第五媒体，搞高科技的。” 村民们不解何谓“第五媒体”，更不明白所谓“高科技”有多高，何晓亮也不详细解释。但淳朴的村民们意识到，跟着何晓亮干，是很有出息的。许多家长遂要求何晓亮带上自家孩子一起去闯荡。“没办法，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帮一把。” 何晓亮指着忙碌的几个大男孩说：“小李跟了我3年，小黄跟了我2年，小武跟了我1年，现在每月都可以寄千把块钱回家。” 年轻的小李小黄听了这话，抬头用尊敬的眼神看了何晓亮一眼，并不答话，而是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出一段话：“本公司出售假钞迷药黑车窃听器……” 19岁的小李轻敲回车键，半个小时内，上万条包含这条内容的手机短信提示音就在全国各地嘀嗒响了起来，用户看到这条短信时，大都会厌烦地删掉，内心痛骂一句：“讨厌的垃圾短信。” 6年来，何晓亮对这样的结果早已不在意，他坚信会有一些上钩的“目标”，这些“目标”回复的短信会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何晓亮将这些信息导出，提供给客户，这单生意就算结束了。 何晓亮的生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大企业委托他们发送一些生日祝福、节日问候等等；第二种就是隐秘型短信，内容五花八门，有卖六合彩的、拉皮条的、做形象广告的、诈骗银行卡的等等。“我们从不过问客户的身份，这是行规。” 何晓亮说，自己每条短信成本1.5分到2.5分，但卖给客户一般是4分一条，如果是地产客户自然要狠敲一笔卖5分钱一条。让他拥有豪迈底气的源头，是他们的数据库。最初，他们都是花高价钱从运营商手里购买客户信息，但从2006年开始，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可以共享信息了，用户在任何地方所留的信息，都可能最终辗转落到何晓亮的手里。此外，为了进一步挖掘客户，何晓亮还使用了“无线身份识别系统”和“受众属性挖掘平台”，用于短信的精准投放。 现在，何晓亮手里掌握着1200万的用户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被何晓亮分为数大类，比如老板、业主、信用卡用户等等门类，精确到用户的住址、年龄、爱好、收入等等。面对如此有效的用户名单，任何一个广告主都清楚这是何种金矿资源。 何晓亮说，这个行业有很多传奇。行业内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杭州，群发短信商利用收集到的16万车主的信息，以一星期两次、每次2000条的方式发送这样一条普通短信：“建德市位于杭州千岛湖畔，交通便利，万亩用地，期待你的投资——建德驻义乌招商处。”最终，这条普通的短信为建德市大慈岩镇带来1.77亿元的义乌投资。 而何晓亮自己津津乐道的案例是：广州某楼盘花1万元请自己发送了20万条短信，结果有100多人回复了短信，并最终成交了18套，这样的效率，是其他广告所无法达到的。 因此，尽管客户心理上不认可垃圾短信，但操作上还是会依赖短信广告，并最终造就了何晓亮这个小山村的有钱人。 靠垃圾短信走向现代化 “说真的，你收到的那些短信中肯定就有我发的。”对何晓亮而言，他并不因为制造了垃圾短信而难为情。 何晓亮的生意，始于2002年。那是群发短信迎来的第一个行业高潮，距离2000年5月17日中国移动正式开通短信服务仅仅两年，并成为业内关注的“第五媒体”。 当时正在广州一家SP服务商上班的何晓亮，看到老板通过群发短信赚了大钱，认为“这不就是一项非常简单的技术嘛！”于是购买了一套短信群发器设备，租了一间民房，开起了公司。营业执照上写的是：DM广告公司。 何晓亮的生意很红火，在生意最好的2004年、2005年，每月赚上10来万元不是难事。“那时候很多人都很傻，容易相信这些短信。” 在何晓亮所在的小山村，这是天文数字般的收入。也因此，绝大多数年轻人选择了这个行业。“2002年时，村里只有我一个人做这门生意，随后就陆续有同村的年轻人出来做这门生意，最高峰时的2005年，全村有30多个人进入了这个行业。”何晓亮扳着指头一个个计算：谁家是亲兄弟齐上阵，谁家是全家出动，谁家正要高考的小孩因此休了学…… “能说他们目光短浅么？”何晓亮摇了摇头：“我不这样认为，这个社会，有钱赚才是真道理。哪个行业没有风险？哪个行业不累？” 何晓峰(化名)，何晓亮的堂哥，2003年第一次跟随何晓亮走出了山村。两年后，只有初中文化的何晓峰回到了灵山县，买了房子开了网吧，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而更多的同乡，则留在了大城市，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浮沉，从广州到深圳，从南宁到海南，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实际上，对何晓亮的父母而言，他们对儿子的生意同样是“睁只眼闭只眼”——如果不是这个生意，那么他们的家庭仍会像以前一样一贫如洗，而不是现在村里最有钱的家庭。“其他人没我进来得早，可能没我赚得多，但至少，可以让老家的旧房翻新，让冰箱彩电一股脑儿搬回家，让山村走向现代化。” 这样的村子，在全国有很多。何晓亮认为，这并不是夸张：“全国每个城市，这样的公司至少有上百家，算算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毕竟，“高科技”的含量并不高，小一点的公司，只需要两三个人两三台电脑。客户先付上几百元钱，提供短信内容，短信群发商通过短信群发器，唰唰唰，一下子全都发出去了。 何晓亮所说的群发器，实际是一种GPRS发射器，在一般的电脑城里买不到，但在许多网站上公开出售。机器原理很简单，各种群发器也都大同小异。一般来说，群发器可以插上十多个短信卡——就像黑DM、小广告一样。 其中，短信卡是最关键的部分，没有它，其他器材就成了一堆无用的电子零件。这种短信卡，外形与市面上公开出售的手机SIM卡并无区别，发送短信时会在手机上显示该卡的卡号，但仅能用于发短信而不能通话，拨打过去，语音提示是该号码已停机。 “短信卡一般不能轻易拿到，市场上也很少有卖的。”何晓亮神秘一笑：“我们是通过关系，找移动、联通拿到的短信卡。” 与工信部的8年较量 暴利行业同样意味着高风险。特别是，在诞生日就给人们留下灰色印象的垃圾短信。“令、封、查”，这三字，是村民们总结出的“处处有危险”：信产部出台禁令、运营商封杀、公安工商查处。 何晓亮的堂哥，正是嗅到了这种危险，才在2005年“急流勇退”，对此何晓亮大笑：“他胆子太小。” 不过，风声紧时，村民们也会格外谨慎。这段时间，由于工信部出台了垃圾短信限发令，垃圾短信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很多人都主动压缩了业务，即便如此，何晓亮还是每天至少发出1万条短信。 小山村的人们很少想到他们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意识到了却不愿去提及，群发短信业务比牛皮癣广告危害更大——许多手机用户收到这种只显示陌生号码的短信之后，信以为真，结果损失惨重。 但其实，村民们同样关注到了用户对垃圾短信的怨恨，用户对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的指责。“这一点，用户其实是冤枉相关部门了，要知道，工信部几年前就盯上我们了。”在何晓亮看来，2000年中国移动开通短信功能后，短信公司和工信部的较量就已开始了。 2004年4月，工信部要求运营商加强对SP的监管，并出台了《关于规范短信息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9月26日，又出台了《进一步加强移动通信网络不良信息传播治理的通知》。 2008年的3·15晚会，将垃圾短信推上了舆论的巅峰。短短几天各行业主管部门就拿出了整改方案。没有人再以“技术问题”推诿监管。然而，在此情形之下，垃圾短信并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为泛滥。 只是，对村民们来说，工信部打击垃圾短信的举动对他们的业务影响并不大——他们的公司只是小鱼小虾，算不了什么，最多不过停掉短信卡，反正短信卡本来就是用完后丢掉的，换个号码照样继续。最大的变化是，以前那种每条发送成本为0.015元的短信卡，现在已经拿不到了。 今年7月中旬，工信部又出台短信限发令，“每个号码每天总量不得超过1000条”。这是相关部门截至目前拿出的最强有力的监管措施。 限发令出台后，一个老乡来找何晓亮，担心这个行业做不长了。何晓亮笑话这个老乡太傻：即便有了限发标准，还可以通过“每天每小时每个手机号少发些、多找些手机号来发送”等方式，规避监控。 运营商成生存保障 对何晓亮和他的同乡们来说，工信部根本不值一提，唯一需要顾虑的是运营商，惹恼了基础运营商，无异于将自己赶上绝路。 毕竟，所有短信息的传送都要经过运营商的数据库平台，“只要运营商不高兴，随时都可以釜底抽薪，切断端口。” 因此，运营商想不想查才是核心，这也是村民们感觉最不踏实的地方，“在目前的风声下，他们肯定会有一些动作。” 何晓亮说，每逢“3·15”和“5·17”等敏感日子，有关监管部门和媒体都可能“拿垃圾短信说事儿”，相关运营商因此会暂时关闭一些短信通道，同时为避免因消费者投诉而被处罚，短信群发商也会减少广告短信的发送量，以“避风头”。 去年，何晓亮的公司差点遭遇覆灭命运。那是2008年5月16日，广东移动关闭了150家短信业务公司的端口。但最终，何晓亮还是挺过来了。有朋友评价何晓亮的公司是“抗打压能力很强”。经过几次技术上的反封杀，采用“曲线救国方式”的他已顽强地挺过了几个困难时期。 目前，三大运营商对短信限发令已开始进入筹备期。何晓亮对此却很乐观：所谓筹备期，等于遥遥无期。他的理由是：整个利益链的关键在于，每发一条短信，运营商就有一毛钱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运营商也不能贸然替客户屏蔽掉这些短信息，其中有些可能是手机用户需要的。比如房地产、汽车4S店等信息，有些人觉得是骚扰，但有的人可能会乐意接受。 但并非所有的短信群发商都能够像何晓亮这样乐观。大多数人还是坚持一种“游击战”的策略，不断地改换公司名称和地址，偷偷摸摸地经营着，整日担惊受怕。一位老乡就对何晓亮叹息：“我们不能抱着垃圾短信这条腿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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