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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3月11日晚上8:00,崔健在哥伦比亚大学圆桌讨论会上侃侃而谈,阵阵笑声掌声,气氛热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只言片语如下,可略见一斑。) 我每次讲演前,也就是胡说八道前(笑声),都要宣布三不原则:不签名,不照相,不演唱。因为那样就没人听我说什么了,只想签了名,照了相,就走人。我不想成为大家心中的那种偶像。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关心我说什么。 我最想谈的是怎样听摇滚,从我自己的个人化的经历谈。 那时中国没有摇滚,我是从接触乡村音乐开始的,80年代中期流行的麦克杰克逊,开始还以为那就是摇滚了呢。 我们那时是逮着什么听什么,所以做音乐是什么样的风格都放在一起,不管这些风格出现的前后,硬往一块放。人家说风格不纯,我们特怕纯了(笑声),怕单一,限制在那个框框里了。我们不满足于单一。 最早看underground那批外国人演出,我们坐在下面听得直流哈喇子(笑声),他们身边还围着好几个姑娘,特让人羡慕(笑声)。 演出太好玩了。我们几个人凑一起演出,主要在大学校园,北大什么的。后来校党委觉得我们有煽动性,联合起来不许我们进校园。后来再进校园,就是去讲座了,就像今天这样(笑声)。 中国音乐教育太差。中国是一个文字的大国。但是在音乐上,不如许多小国家。整个民族对音乐的敏感极差,对音符、节奏、和声、旋律的理解很差。我觉得这是咱们民族的一个短儿。(笑声) 有的人认为卡拉OK就是音乐。另一个极端是,把音乐悬挂起来,搞成严肃音乐,高雅音乐,你听不明白,就是没文化(笑声)。这是贬低音乐对人的心的直接影响。 整个民族对耳朵听觉的需求非常弱。 音乐给你打开一个门之后,你永远就离不开音乐了。 我们应主动寻求听力上的深层的东西。 摇滚貌似在中国搞得很热闹,其实都是炒作。有盗版,有杂志,就好像有摇滚了。其实摇滚音乐在中国没有实际的生存空间。北京作为文化中心,也只是周末有两三个可以活动的地方。而且总看见熟面孔,圈内人相互捧场(笑声)。外地就更没有了。我知道,上海没有,广州的坚持了几个月就倒闭了。 摇滚,在这么大的国家,我们每年20至30场演出,其中一半是几百人场地的小型演出,面对上万人的只有一、两场。 中国的摇滚乐太便宜了。一首原创的版权才5万。一天录音棚的费用就好几千,而制作一首要十天到三十天。有的年轻的乐队,演唱一场,每人拿10块钱的事情也有。我们是最幸运的,可以到世界各地演唱。到哪都有中国人,觉着挺亲切。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不跟没出国似的吗?(笑声),闹半天我们来慰问演出了(笑声)。同学们学习辛苦了(笑声掌声)。 我不是没事就爱生气的人(笑声),我爱开玩笑,可你得让我先发完了火(笑声)。我演出完最高兴,因为火发完了(笑声)。 摇滚还好,jazz就更惨了。刘元是搞jazz的,我们两个那会儿还较劲,后来发现是一个战壕的(笑声)。中国的音乐学院不许教jazz。小孩学音乐,不是兴趣性的,学钢琴的最多,不管孩子是不是喜欢。我们上中学时,附近几个学校都有管弦乐队,三四十人呢,现在很少有中学有管弦乐队。 现在学音乐都学成了工匠,练了半天钢琴,放下琴谱,就听四大天王(笑声)。 我希望我们的后代是有耳朵的,能听到音乐的。这就需要保护中国的音乐土壤。我现在特别关心法律问题,怎样用法律保护我们的音乐。 有人问,你当年一首《一无所有》唤醒了那么多人,后来为什么没有那样的力量了呢? 崔健答道,当时人们睡得差不多了,我一吆喝一嗓子,就都醒了。热闹完了,翻个身,又接着睡了(大笑鼓掌),就像走路,两条腿轮流向前迈,现在正轮到倒迈挣钱那条腿(笑声),钱挣够了,再说别的。我在《春节》里就唱这个意思来着。 前期的歌属于朦胧式,总是想走、想飞,比如:出走、假行僧,后来我不走了,就是一种我不喜欢你,你怎么着吧的态度(大笑)。谁爱走谁走,我就这儿了,我不走(大笑鼓掌),也不飞,飞哪儿去?上天飞了一圈又落到地上来。“飞了”以后,我就不飞了。打扫厕所,不能站在外面扫,得站在厕所里面打扫(大笑鼓掌)。 有人问,十多年了,还是崔健在台上,是不是挡住了年轻人的路? 这不是让道儿的问题,这是擂台。你行,你上来,我下去。你上来了,不会写词,不能做曲,唱不了两小时嗓子哑了,那还不如我唱呢(笑声)。和那些人比,我不觉得我老。只有看到贝贝(乐队里年龄最小的鼓手),我才觉得自己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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