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女工们共品一年喜怒哀乐 孕育出博士论文 昨日下午,刚成为四川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的何明给20多位研究生上完人类学专业课程,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位于城南的某酒楼。在这家酒楼当服务员的好几个女农民工都是何明的“闺蜜”,趁着她们下午短暂的空闲,何明来跟她们聊悄悄话。进了酒楼,路过一包间时,何明无意中瞥到已被收拾整齐的包间地上有张废纸,立马走过去拾起来,转头跟记者说:“地上有废纸会让她们被扣分。”她环顾四周,又娴熟地将稍微歪斜的碗碟摆放到位。 3个月以前,何明在这家酒楼孕育出一篇题为《服务业女性农民工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1年半以前,+ P, V: X! t9 H: u" ^! v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何明进入这家酒楼,在普通女服务员的岗位上与女农民工们共品了近一年的喜怒哀乐,和她们一起在寒冬穿着单薄的制服而冷得发抖,在炎夏套着长丝袜而热得双眼通红。 累到极点泪花流 将成都数量庞大的餐饮业女性农民工定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后,何明便做出了“卧底酒楼”的决定。她平静的语气中略带自豪:“实证调查是清华社会学系的传统,我很多同学的博士论文都脱胎于‘田野调查’。” 跟着自己的师傅——一位来自简阳农村的女服务员,何明在餐馆的第一天过得很辛苦。“其实现在想起来,第一天也没干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就是跟在师傅后面看、学。”师傅摆餐桌时,她就在旁边递递碗碟;师傅收拾餐桌时,她就在旁边端着大盆子接脏碗碟。这一天的工作持续了整整十个小时,在这十个小时内,何明几乎没沾过板凳。 当整天工作结束后,酒楼为员工提供的晚饭摆上餐桌时,何明却一个人坐在酒楼外的街沿上,泪流不止。“从未经历过的高强度工作让我反胃,虽然很饿,但当时真是一秒钟都不想在酒楼呆了!”1月的寒风把何明的发髻吹散,丝丝缕缕的头发被泪水浸湿贴在冻得通红的脸颊上。 被何明召唤而来的父亲的车稳稳地停在她面前,她跳上车绝尘而去,她说她当时只想逃离这家酒楼。 博士被骂“笨手笨脚” 经过每天早晨起床时去或不去的思想斗争,进入酒楼3天后,何明出师了!她不再跟着师傅身后打下手,而是开始个人独立操作。正当她为自己的快速适应能力沾沾自喜时,却听到一声当头棒喝的“笨”。 那天下班后,何明换好衣服正准备离开。经过酒楼某个拐角处时,她却听到自己的名字从拐角另一侧传出,熟悉的声音发自带她3天的师傅。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何明驻足侧耳细听,却听见师傅跟大堂经理抱怨说:“那个新来的女娃娃像少根筋样,做事笨手笨脚的!” 听到这儿,何明当场呆住了,她不停咀嚼着这个“笨”字,努力挖掘自己的记忆深处,从七中顺利考进
G+ e+ ?: A0 s& j k 南开大学,随后保送清华大学硕博连读,她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曾听到过“笨”的评价。随后,何明咧嘴无声地笑开了,“真的太新鲜了,我觉得多搞笑的!” 此后,何明暗自当心,发挥了她“优等生”的一贯水准,整个服务员生涯没有出现一次因工作失误被大堂经理扣分的情况。 中年大姐带来的感动 1个月后,发工资的日子到了。当餐馆所有人摩肩接踵地排成一列,何明却悄悄地站在一边观察,毕竟此行目的是为了论文。 那天,何明的所有同事像过节一样高兴。排成列队的他们手搭前面人的肩,不停地踮脚向前方张望着,眼神中的热烈和急切都一个不落地看进何明眼中。一位中年大姐排到了财务面前,她干的是所有女服务员中最累、工作时间最长的工作——在后厨负责刷碗。每天平均十小时的工作量为她换来了400多元不到500元的月薪。在这叠薄薄的钞票从财务手中转移到她手中的整个过程中,这位大姐一直情不自禁地笑着。她脸上呈现出的幸福和满足深深打动了站在不远处的何明,何明说:“我甚至到现在还能记起她的表情传达给我的由衷的温暖。” “卧谈会”和女工成“闺蜜” 为更好地了解调查对象的日常生活状态,何明从舒适的家中搬到了酒楼为服务员提供的集体宿舍里。年轻人很快打成了一片,学历的差距并没有阻止她和她的同事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每晚的例行“卧谈会”中,同屋的6个女孩子叽叽喳喳地讲着白天在酒楼里发生的种种趣事,谁又把菜传错啦,谁又泼了客人一身水啦,酒楼新进一个长得挺好看的大厨啦等等。 在每天的朝夕相处中,何明发现年轻未婚女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大多数城市女孩并没有太大差别,她们也是“月光族”,将大部分工资和心思花在如何打扮自己上,到KTV唱歌和进酒吧也偶尔有之,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何明的手机太过时了。 当每天晚上下班后,何明看着她的姐妹们换上比她时髦的衣服,扬着笑脸走在成都的繁华街头,她总会忘记她们就是调查对象——女性农民工。可当上班时,看着比她年长很多的同事们日复一日地从事着辛苦的后厨工作,偶尔跟她抱怨农村的家里屋顶又漏雨了,她才无比清醒地认识到她们真的来自农村。从这明显的对比交替中,何明得出了自己论文的关键词——姐妹分离,并从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期待等方面详细分析了这种现象的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