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g5 M' O! x# A$ h6 u' T 梁启超接着上面的话说:“中国人实在最长于商业,如有天授,只要国家制定法律,开通道路,保护利权,国富可立而待之。”( C5 l7 G. e8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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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有两层意思。这后一层意思,已经为我们改革开放短短的历史所证明:只要国家门户开放,只要国家为老百姓“保驾护航”,的确“国富可立而待之”。这前一层意思,梁启超说中国人经商“如有天授”,可谓一语中的。梁启超的观点,得到了美国一位市场学家的认同,他认为世界上有两大“优商民族”——除了犹太商以外,还有华商。不过,他也指出了这两大优商民族的差异之处。他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开了一家餐馆,另一个犹太人肯定不会再开,他会紧挨着餐馆开一个停车场或修车场,与餐馆配套,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叫求异经营。”而华人则不然,若一个中国人在街上开了家洗衣店,另一个中国人会紧挨着也开一家,于是乎一夜之间开成了“洗衣一条街”,这叫“求同经营”,或者叫“规模效应”。求同也好,求异也罢,结果是中国人和犹太人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5 V) n. ~. l! [: j, f . s: k k" n8 `0 v7 [ 但是,以上举的例子,只是说明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优商民族”,并不能作为“宁波帮”是“中国的犹太商”的根据。直到1995年我们发起成立了“海外宁波研究会”,我的朋友、时任宁波市教委办公室主任的孔玮玮送给我两册沙香莲女士主编的《中国民族性》,在那发黄的纸页里,我们终于喜出望外地找到了直接把宁波人和犹太人相提并论的例证。8 L7 p7 v3 s& }5 P
. N, G$ D1 h5 v1 o8 o4 Q 19世纪,德国有个地质学家名叫利希霍芬(F·F·Richthofen),他于1861年首次来华,后来在中国内地作了7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在中国旅行,得出结论说:“正如中国人是好劳力一样,中国人作为商人也有出色的才干……利欲之念是中国人普遍属性,‘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 G4 a. D" r `% U' h, U& I